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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生活在所谓的“信息时代”，信息时代之前是工业时代。我们从审美上颇有讲究的系统化一路发展而来——从大量生产实体物品，讲究效率，到混乱怪诞、不断扩大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
这种转变不仅是种类上的差异，还有速度和数量上的差异。这也重新塑造了我们社会的形态。像21世纪众多的产品一样，信息时代的蓬勃发展也呈指数级爆发，而不是过去的线性发展。也就是说，信息时代的产物——信息，是在人们精力充沛的剪辑中产生的。
在数字化和高度互联的世界中，庞大的体量不仅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奇观，而且还是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压力，它包含了范式转变的所有破坏力。对系统来说也有所压力。毫无疑问：当代社会很难消化这种信息泛滥。
因此，我们在当今世界上目睹的许多困境都可以归因于信息时代的深刻破坏。这意味着什么？信息时代不仅在社会上造成破坏，而且也是政治和个人层面上动荡的根源。想想全球民粹主义浪潮，想想人们焦虑的概率上升。这是一种即将诞生人类伟大事业的关系吗？笔者却不这样认为。
笔者认为，人们经常陷入一种假设，即更多的信息会带来更多的灵感。这种简单明了的推理的确是乐观的。毕竟，我们是人类，而不是机器。我们的能力有限，因此，不能期盼无止境地通过新信息来提高我们的能力。
请允许笔者概述信息时代带来的一些重大转变：
· 中央权威的概念已经崩溃。制度上的信任已经减弱，尤其是政府受到在社会的质疑。这是一个全球化发展时代，它与对民主制度下自发的集体偏爱无关，而与西方社会的信息处理的结构转变有很大关系。
· 更多信息传播具备更多不确定性。为什么？信息数量更多，具有更大的故事发掘潜力。在实践中，如理论上所假设的那样，更多的数据实际上可能会造成混乱，而不是促进人类发展和定义人类身份。
· 前所未有的信息泛滥出现，人类经历了一种生存主义的动荡，这是在西方国家观察到的体现虚无主义现象的一个令人信服的指标。
在人类的大多数历史中，信息都是可悲的有限商品。它是昂贵的，而且是受过教育的、有钱人和贵族阶层所独有的。回想一下印刷机首次亮相之前在页面上记录文本所涉及的繁琐工作。即使在印刷机开始使用后，书籍的相对稀有性和价值并没有改变。
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人们都必须为获取信息而竞争，以获取信息。当代社会已经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扭转了这种动态。我们不是为获得信息而竞争，而是信息为人类而竞争。获取信息无须成本，人类就是成本。参与信息领域是指同意将其产品出售给广告商。
本质上，对信息的追求（或者说缺少信息）看起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数字革命全面启动之前，人们通常倾向于达成共识，这必然是上级人士选择传播的产物。总的来说，人们倾向于信任专家和精英，而不是仅选择相处起来舒适的人。目前尚不存在达成专家们的共识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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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而代之的是，每天个人会被大量的信息所困扰，他们不一定会花费精力去寻找信息，而是信息会来主动地寻找他们。信息体量太大而人们无法合理地均衡信息，因此个人往往会有很多选择。
· 他们可以把自己扔进战场，并尽力处理各种信息（信息可能是混乱且具有压倒性的，但人可能会占上风）。
· 他们可以塞住提供信息流的数字管道，因此，选择不去接触信息。
· 他们可以在信息泛滥中抓住一些可靠的信息源，这通常需要个人发挥自身意识。
因此，强硬的意识形态立场就是针对信息泛滥这一人类问题的防御机制。同样，在信息海洋中的一个小岛上游泳会给我们带来所谓的“信息孤岛”，这些信息孤岛被正确地认为是技术机会主义，但这也是为了稳定而进行人工搜索的自然结果。
· 稳定性。这并不是互联网分散式的文明专长。正是无底互联网的蜕变通量使得机构权威人士先前的稳定性几乎令人怀疑。
然而，无论如何，丰富的信息仍然给人以自由的印象。有什么惊喜吗？开放的互联网是个畅通无阻的场所，没有歧视，没有审查，没有经过修修剪剪以供大众消费。从本质上讲，自下而上、独立自主的企业的出现破坏了自上而下的旧传统。
简而言之，这种从上到下到自下而上的转变足以为保守势力—精英、新闻播报员，甚至是政治家，埋下不信任的种子。民粹主义浪潮中仍在蓬勃发展中，在过去的十年中，似乎没有哪个西方国家能幸免于这股浪潮。
巨大的民粹主义浪潮与政客们看来无能的关系不大，而与信息的结构性转变有关系，特别是信息的民主化和大规模传播。两者都降低了群众的政治吸引力，其结果是权力转移和许多与转型有关的社会动荡。
信息泛滥使旧的权力秩序崩溃了，使国家陷入了由公民引发的民粹主义叛乱的热潮中。乍一看，信息本身似乎是一个不太可能的罪魁祸首，但应该将其视为推动其发展的力量。
在现代信息革命的中心，有一个巨大的悖论。一个自然的、不受抑制的信息生态系统似乎为强化验证人们想法提供了机会——确定性和筛选“正确答案”。但是，更多的信息并不一定意味着更高的竞争力，道理不言自明。相反，它预示着更多的复杂性，信息泛滥是一只不守规矩的野兽。
这种现实表明，我们认为“信息”并不总是真实可靠的东西，而可能只是毫无根据的喧嚣。那么在实践中会发生什么呢？更多信息为更多故事提供了条件。而且，故事越多，遍历它们还要判断真实与否，更容易让人感到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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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暴政（和数据时代的诅咒）在于可以无休无止地操纵数据以执行首选故事情节。数据不能免于叙事的挑衅。这就是数据的问题：容易发生选择偏向。数据不是神圣的。一旦被人的手触摸并与其他变量一起编译，并以图形的艺术斜率呈现，它便成为故事的主体。
因此，最终，更多信息的巨大悖论之一是，尽管据称信息诞生于民主化，但也为渴望权力的政界人士提供了武器。意思是，掌握的信息越多，就越容易编造出自己喜欢的故事。自然地，现代叙事生态系统中人口激增，是因为信息如此丰富地呈现出来。
而且不必看得太远就可以看到随之而来的动荡：“假新闻”和“虚假信息”（甚至更公然的“信息战争”）频繁进入集体词汇就是这样一种暗示。
数字革命造就了许多事情，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忽略了一个主要问题，那就是信息的充斥是否如人们所想的那样纯粹地解放人类，或者相反，它是否伴随着一些不受欢迎的产物并带来恶果，造成未来更加动荡。
不确定性源于信息泛滥。在处理了封闭的、依赖等级的世界之后，信息从精英阶层（他们被赋予了今天很少会遇到的信任和尊敬的水平）自上而下传播，并交换了自下而上的信息的指数膨胀。这似乎已将确定性换成真实性。
信息的自由流通似乎是真实性的选择，但令人不安的是，这里又出现了麻烦：当人们将其用于政治目的时，更多的信息可能会造成混乱和模棱两可。更多信息怎么会等于更多不确定性？但事实确实如此。因为要分辨出哪些信息具有价值以及什么仅仅是上述毫无根据的喧嚣，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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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小麦与谷壳分开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不稳定。对于个人而言，当更多的故事进行竞争时，就可能解决意义危机。在这里，信息革命降到了个人层面，开始涉足心理领域。
信息是人类的巨大悖论。当信息被集中和压缩时，它会赋予人类安全感，并可能享受确定性带来的乐趣，但信息也会带来威权主义压制和潜在的不真实性的诅咒。
另一方面，信息在分散和不受抑制的情况下会给人以真实性和不受限制的暴露的能力，但也会带来潜在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的诅咒。
自由与安全之间的标准是书中最古老的标准之一。数字革命在现代发生的故事及其伴随而生的信息泛滥，只是这种古老的二分法在其行为过程中陷入的最新迭代。信息密集时代的动荡可以追溯到古老的拔河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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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组：陈枫、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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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edium.com/swlh/the-paradox-of-the-great-information-flood-198f8d324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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